都优配送端 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上海一个女知青遇害，周总理严令：限期破案

1972年1月3日上午8时都优配送端，上海市川沙县杨思公社王家村生产队一群女社员按往常习惯到田间劳作。

当时，公社试验田里面种的是上海农业科学院新培育的“耐寒甘蓝”。就在大家紧张忙碌之际，一个年轻的女社员发现地里一个“甘蓝”长得不对劲儿，菜的叶子牢牢包裹着菜心。

女社员好奇的上前查看，发现这颗“甘蓝”是用细麻线一圈一圈捆起来的，就招呼周围的人一起上前来看。

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都认为这颗“甘蓝”肯定不一样，不然为啥要用细麻线捆住呢，于是在好奇驱使下，一群人剪开了麻线，结果菜叶被一层层拨开后，众人看着里面的“东西”，惊叫了一声，四散跑开了。

原来菜叶包裹着的，竟是一个女子的人头。

王家村生产队的负责人立马报了警，川沙县公安局立刻派了刑警队过去，经过技术人员辨认，这确实是一颗女子的人头。

不过，让人并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案件投入紧锣密鼓的调查阶段时，这起案件引发的风波已经传开。

同年1月4日，美国之音”华语广播在特别报道里面报道了上海这起案件，因为作案手法过于诡谲多奇，在华人圈子里一下就传开了，不久之后，纽约《每日快讯论坛》刊登了这起案件的部分情况，并渲染案发现场的细节，意在警告尼克松，如果你要去中国，他们就会对你采取类似的暴力手段。

要知道当时案件才发生也不过一天，许多上海市民都不知道这次案件，美国人的报道就出来了，显然是别有用心。

1971年，基辛格多次秘密访华后，双方敲定了就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事项，同年7月16日，中国政府就发出了公告，基于美国总统尼克松多次提出想要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于1972年5月以前适当的时候访华。

尼克松愉快的接受了邀请。

很显然，在这个时候上海传来一起恶性案件，极大的影响了外交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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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当年美国方面对尼克松访华这一举动，也有不同的看法。

当时，美国在野的民主党就对尼克松访华颇有微词，甚至还利用各种手段组织，而上海的这起恶性案件，更是给了他们借题发挥的机会，他们造谣说上海出了一支“杀人团伙”，正在街头散发传单，预告接下来还会有新的案件。

“美国之音”则是推波助澜：

“上海的治安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鉴于事态严重，外交部紧急将这一情况上报周总理，那时周总理的身体情况已经很不好，但还是批示公安部，要求公安部敦促上海必须在当年春节（2月15日）之前破案。

上海市公安局接过此案后，立即派出专案组调查，不过由于正值特殊年代，许多富有经验的一线老刑警多数都不在岗位，而是被迫去参加学习，这给破案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顾向敏是当年为数不多还在岗位并富有经验的老刑警，他参与勘察案发现场后指出，菜地并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而是抛尸现场。

不过，即便是抛尸现场，也已经被破坏的差不多了，因为那时不少社员都在地里劳动，加上发现被害人遗骸后，惊吓之余四处逃窜，菜地到处都是脚印，根本分不清楚谁是谁的。

考虑到犯罪嫌疑人杀人抛尸，次数越少越好，顾向敏分析被害人遗体其余部分应该就在菜地不远处。或是粪坑、池塘亦或是河里。

杨思公社水产大队按照公安机关的要求，派出了18艘渔船，并让具有水上经验的渔民配合民兵一起打捞。

仅半个小时，就从附近河浜里捞出了一个油纸包，正是被害人遗体的一部分，随后民兵继续打捞，从河里一共捞出了16个这样的油纸包。

上海市公安局法医对被害人的遗体进行了拼接，随后给出结论：

“年龄在19岁至23岁之间，身高约1.61米，体重约63公斤。死者生前体态丰满，乳房发达，左侧乳头因发育不全呈凹陷状，背脊近腰部位有一直径1.5厘米的天生圆形黑色胎记。直接死因系颈部遭到扼掐而导致的机械性窒息，死亡时间约在发现尸体前的60至65小时。”

被害人死亡的时间大致应该是在当年元旦，死前两到三小时还吃过白菜肉丝年糕，不排除是和凶手在一起。

另外，被害人虽然是遭扼掐而导致的机械性窒息，但凶手在被害人死后，还花了很大功夫肢解尸体，显然是对死者极为愤恨，从遗体切口处不难看出，凶手的力气也很大，用刀或者斧子等工具应该很熟练。

专案组据此推断，凶手应该是屠夫、厨师或者是木工。

令专案组有些意外的是，从被害人死亡算起已经过去了三四天天，期间竟然无家属报失踪，这显得很不合理。

与此同时，公安部将周总理的指示批转给了上海市公安局，上海方面这才意识到，因为这起案件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外交方面。

不久之后，上海市公安局协同川沙县公安局共同成立了专案组，顾向敏出任组长。不仅如此，当时周总理还要求，将专案组调查的情况每天向他汇报一遍。

不过，对专案组而言，更大的困难在于如何确定死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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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专案组的推断，被害人打扮时髦，头发样式是当时上海市区流行的样式，所以她应该是在上海市区生活的，可不同寻常的是，被害人的手掌很粗糙，也有茧子，老茧边缘有软化，这表明死者参加过体力劳动很长时间，但在近期应该是生活条件有所变化，没再参加劳动。

从被害人牙齿磨损来看，她生前应该喜欢吃炒蚕豆黄豆，被害之前还吃过吃白菜肉丝年糕，这些都是本地人的生活习惯。

随后，公安机关以菜地为中心，在周围寻找失踪的女青年，但是查了一圈后，却并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

专案组后来又把目光聚焦在过去上海失踪人员，但查了十几个失踪女青年，但都与被害人的特征不吻合。没有办法，专案组只好把被害人的样貌拍下来，在全市进行摸排。

不过，就在全市展开摸排后，很快就有了情况。

1972年1月10日，上海市普陀分局传来消息：

“辖区内潭子湾派出所管内第六里委会居民郎某的女儿郎小玲和死者的样貌相似。”

根据资料记载，报案的是个老太太，她发现邻居一个姑娘郎小玲已经失踪了好几天，然而郎小玲的父母却支支吾吾，不肯说明情况。

专案组上门调查后，才发现闹了个乌龙。

郎小玲本人活得好好的，而且人就在老家休养，她本来是上海港务局装卸区的清洁工，但因为从去年开始就矿工，大家才误会她失踪了。

根据郎小玲父母交代，郎小玲之所以旷工十几天，完全是因为未婚先孕都优配送端，父母觉得很丢人，于是就把女儿送回老家响水打胎，结果因为操作不当引发大出血，人差点没了，好在经过抢救，这才救回来。

这边郎小玲的嫌疑刚排除，专案组就又接到消息。

1972年1月10日，长宁区周家桥派出所接到报案，管内长宁路1380弄居民谈某报告说《协查通报》上的死者是其已经失踪两个月的女儿胡秀梅。

按照报案人的说法，胡秀梅现年23岁，在一家机械厂当车工，10月19日失踪，胡秀梅身上也有一块胎记，描述与被害人的情况很相似。

专案组接到消息后，立即派人上门调查，一开始大家都很振奋，觉得死者就是胡秀梅，然而在经过一番比对后，发现并不是。

胡秀梅本人在劳保医院补过牙，而被害人却并没有补过牙的痕迹。

失踪的胡秀梅并不是被害人。

这么一来，所有人都很泄气，因为被害人的情况尚未查清楚，反而又出了一桩案子。

胡秀梅失踪后来也成为一宗悬案。

眼看春节将近，大街小巷都充满了过年的气息，而专案组却焦虑重重，特别是当时公安部一天一个电话，询问案件的进展程度，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很沉重的压力。

1972年1月13日午夜，上海市公安局军管会成员，副局长王鉴把专案组负责的同志顾向敏等人叫去，明确要求他们务必要在三天之内弄清楚死者是谁。

就在众人感到为难之际，第二天凌晨5时30分，南市分局上报了一个新的情况。

南市区小南门街道办事处的一名女干部在和当地治保主任聊起这件案子的时候，治保主任随口说了一句：

“我看啊，那个死人的脸有点像四里委黑皮爷爷的女儿。不过这不可能，人家早就去云南了。”

当时，这名女干部并没有追问，毕竟随便说人家女儿像死人，任谁也不高兴，但回到家后，她仔细想了一下，最后还是决定向派出所报备一下。

南山派出所对这条线索也很重视，专门去四里委打听了一下，原来“黑皮爷爷”指的是当时在上海港务局当装卸工人的吉关山，因为人长年累月在户外搬货，皮肤晒的漆黑，而他有个女儿吉慧萍在云南插队。

专案组听说消息后，立刻马不停蹄的赶往南市。

事实上，当专案组的协查通报下发到派出所的时候，有人就怀疑那名死者是吉关山的女儿，而吉关山本人是个暴脾气，一听人这么说，立马发脾气将人赶出来。

考虑到这一情况，专案组也没有贸然上门。

不过，好在治保主任的女儿和吉关山的女儿是同学，家里就有照片。派出所的同志在仔细看了照片后，认为被害人与吉慧萍十分相似。

根据记录，吉慧萍本人在云南插队，专案组决定，干脆向云南拍封电报询问，如果吉慧萍本人就在，那不就证明被害人不是吉慧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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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月14日，上海市公安局发现给吉慧萍所在的农场——云南勐腊军垦农场，当天下午，农场就回电称：

“电悉。经查，吉慧萍自去年11月19日离场后，未曾返回。据连队称，系旷工返沪。特告。”

专案组掌握这一消息后，才登门询问，吉关山夫妇这才着了急。

有了吉关山夫妇的协助，专案组很快就查清，死者不是别人，就是他们的女儿吉慧萍。

在确定这一情况后，专案组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到云南去调查，一路就留在上海继续摸排吉慧萍的社会关系。

其实话又说回来，吉关山之所以脾气不好，很大程度上是和这个女儿有关系的。

吉关山是上海港务局的装卸工人，妈是港务局食堂的炊事员，在当时来看，算是双职工家庭，所以吉慧萍从小生活上应该算是不错的，父母对她也很宠爱。

也许是吃的比一般人家好，随着吉慧萍年龄增长，容貌身材也愈发漂亮，为此深受周围人的追捧，也受到了不少人骚扰。

吉关山夫妇对女儿始终保护的很严，然而终究还是有疏漏。

吉慧萍16岁的时候，被一个上海沪光电器厂的22岁青工骗失了身，自此以后，吉慧萍开始堕落，整日里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周围的邻居也开始说一些闲话。

吉关山个性古板，脾气又急，见周围人总是风言风语，气急之下，总对女儿拳脚相加，即便如此，吉慧萍依然故我。

1970年，18岁的吉慧萍与当时多数年轻人一样，走上了上山下乡之路。

对于即将离开家里的女儿，吉关山并没有不舍，反而是有些解脱，毕竟女儿从小娇生惯养，能吃一吃苦也是好的，他知道女儿很可能受不了提前跑回来，于是就给女儿定下规矩：

“你别想着回上海，三年探亲一次，你要是提前回来，我们就打断你的腿。”

吉慧萍到云南农场插队后，脾气性格依然故我，不过因为生活条件艰苦，她有些受不了，后来干脆就从云南逃回了上海。因为父亲有言在先不准她回家，所以吉慧萍回上海跟谁也没说。

那么，吉慧萍到上海后，究竟会落脚在哪儿呢？

专案组通过摸排吉慧萍的社会关系后发现，吉慧萍回来后是躲在同学房洁君的姐姐房洁珍家。

根据房洁珍的说法，吉慧萍是11月26日来她家住，当时她说是在云南和农场连队闹翻了，想在上海躲一躲再回去，房洁珍也没拒绝，就让她在家里住下了。

吉慧萍在头两天里一直睡觉，一直到第三天才出门，而且还是经常下午出去，晚上回来。房洁珍也知道吉慧萍的“名声”，但她也不好管，任由吉慧萍折腾。

1971年12月10日，房洁珍发现吉慧萍跟自己丈夫私下里勾搭，她一怒之下，就把吉慧萍给赶了出去。

专案组根据房洁珍的描述，去找了其丈夫许某，确实了这一情况，并排查后，发现许某没有作案时间。

那么，被赶出门以后的吉慧萍又去了哪里呢？

这时又有知情人提供了一个关键的线索，他曾在12月21日见过吉慧萍，那是她正乘坐11路公交车，见吉慧萍在中华路附近。

这是吉慧萍最后一次露面，大约七八天之后，她就遇害身亡了。

根据现有的线索，专案组推断，吉慧萍被房洁珍赶出自己家后，实际上一直就在南市区，所以吉慧萍遇害也应该是在南市区，而从南市区到杨思公社王家村农场，要乘坐轮渡，这中间不可能没人看见。

功夫不负有心人，事实上还真有人目击了凶手。

1972年1月20日，杨思公社薛家浜村50多岁的社员杜阿秀被人举报去南市区卖菜。根据当时的规定，摆摊不算是正式的经营活动，很多社员也只是私底下偷偷买一些家里的蔬菜。

杜阿秀为了将功赎罪，提供了一个线索，她声称自己在1月2日凌晨3时带着菜出门时，曾见到有个人望河里扔东西。

尽管当时天还不算太亮，但杜阿秀还是看清了这个人的面孔，虽然说她不认识这个人，但却见过这个人，这个人经常上她的摊位来买菜。

根据杜阿秀的描述，犯罪嫌疑人大概40岁左右，身高一米七到一米七五左右，口音不是纯正的上海口音，夹杂着江浙的方言……

此后十天，专案组根据杜阿秀的描述，先后调查了五人，但上述五人均有不在场的证明

由此可见，即便有杜阿秀提供的线索，但这个范围仍然很大，专案组没法锁定凶手。眼看公安部要求的限期将至，专案组也很忧虑。

2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以及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前往上海、杭州，考察接待尼克松的准备工作，并对专案组捎去了周总理的口信，鼓励他们再接再厉，争取破案。

无奈之下，专案组决定扩大调查范围，调查南市区定范围内精通木工和厨工的男性人员。

恰在这时，“上海民兵”指挥部传来了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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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3日，民兵指挥部在街头抓获了一对儿搂抱的男女，因为在当时这属于生活问题，就被带去了民兵指挥部查问。

这对儿男女中，男的大约四十来岁，因为妻子远离，欲火难耐，这才动了歪心思，民兵只是对他略作教育，就给放了。

不料想女的被带回以后，竟然撒起泼来，非说自己是在谈恋爱，眼见巡查组没有释放自己的意思，那女子干脆讥讽道：

“你们也就只会捉想我这种在马路上谈朋友的人，真正的大角色你们是抓不到的。有人杀了人，斩斩碎，抛掉，一点事儿没有。”

巧的是，当时杨浦分局一名公安干警正在民兵指挥部拿材料，听到了隔壁这段对话后，立马汇报给了专案组。

不久之后，这名女子被带去了杨浦分局，经过询问后，警方锁定了杀人凶手。

女子名叫陈招娣，20来岁年纪，江都人，她是跟着父母一家在上海定居，还有个姐姐、一个弟弟。

根据陈招娣描述，她姐姐陈来娣嫁给了在上海大达机械厂做木工的江都人李泰洋，婚后陈来娣就住在李泰洋的江都老家，虽然李泰洋比陈来娣要大十几岁，但胜在工作稳定，收入也很不错，陈家人对这个女婿很是满意。

李泰洋这个人十分抠门，后来岳父去世，只送去了两块钱，弄得陈来娣也下不来台，久而久之，两家人关系闹得非常僵。

1971年12月，陈来娣接到了母亲生病的消息后，没和丈夫打招呼，就到了上海，住在娘家照顾母亲。

元旦节那天，陈来娣回了家一趟，当天就又返回，据陈招娣描述，姐姐回来时脸色很不好，她一开始以为是姐姐姐夫吵架了，可万万没想到，就在当晚，姐姐跟母亲哭诉，说家里都是血，李泰洋杀了人，并且剁成块扔了。

隔了没几天，李泰洋笑容满面的来接妻子回家，就和没事人一样。

不过，李泰洋万万没想到，自己妻子回了家以后，会把他的情况说出来，偏偏还叫小姨子陈招娣听见了。

专案组听了陈招娣讲述后，当时就很疑惑，因为他们排查了南市区几乎全部的木匠，怎么里面就没有李泰洋这个人呢？

后来，专案组专门到大达机械厂询问，才明白端倪。

根据大达机械厂的保卫科科长说法，李泰洋这个人平素就很老实，每年都评先进，不像是杀人犯，因此厂里在商量后，就自作主张的给排出去了。

之后专案组把李泰洋的照片给杜阿秀看，杜阿秀从十二张年龄相仿的男子照片中，一眼就认出了李泰洋。

这下没什么好说的，专案组直接出动，将李泰洋抓捕归案，并对其住所进行了勘察。

尽管李泰洋已经把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但还是留下了很多蛛丝马迹，砸开地面水泥后，专案组甚至还发现了 残留的血迹。

李泰洋一开始还想狡辩，但在证据面前，却也不得不低头。

原来，李泰洋与妻子陈来娣结婚后，两人长期分居两地，本来还老实的他在受到周围一些混混的影响后，就想找个出卖肉体的女人发泄。

1971年12月31日，李泰洋在中华路附近偶遇了吉慧萍，就把她当成了卖淫女，偏巧的是吉慧萍本人对这类事也来者不拒，双方在谈好后，两人还去吃了顿饭，为了保险起见，李泰洋甚至还买了避孕套。

不料回到家双方发生关系后，吉慧萍狮子大开口，向李泰洋索要50元，而李泰洋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才54元。

两人在价格上没谈拢，就起了争执，吉慧萍威胁李泰洋：

“我是云南知青，你要是不付给我50元，我就告你强奸，办你个‘破坏上山下乡罪’。”

吉慧萍过去常用类似的手段要挟男人给钱，而且是无往而不利，不料此次竟然栽了，李泰洋虽然老实，但被逼得急了，一怒之下，直接狠下手把吉慧萍给掐死了。

事后，李泰洋从从容容的将吉慧萍分尸、抛尸，甚至还安抚了期间回家的妻子。

不过，此案中唯一不能解释的就是，李泰洋在抛尸后，为何要单独把被害人的头放在菜地里，这一点也成为本案之中唯一一个未解之谜。

案件调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周总理在得知此案侦破后，立即命令新华社香港分社将消息发布出去，西方媒体纷纷转载，所谓“东方杀手”的谣言也同时不攻自破。

1972年4月28日，李泰洋被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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